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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我在四合院破大案》免费试读 1958,我在四合院破大案第2章
星期一早上,李飞是被院里的公鸡叫醒的。
那是一只芦花大公鸡,傻柱家养的,每天准点打鸣,比任何钟表都准。李飞躺在炕上,听着鸡叫声、远处的车**、还有谁家拉开风箱“呼嗒呼嗒”烧水的动静,愣了几秒才想起来——今天是上班第一天。
他爬起来,就着搪瓷盆里的凉水洗了把脸。水冰得扎手,毛巾冻得硬邦邦的,在手里掰都掰不开。李飞使劲搓了搓脸,对着墙上那块巴掌大的镜子照了照。
镜子里的人年轻得陌生,头发乱糟糟的,眼底还有没褪尽的血丝。
他穿上父亲留下的旧警服——白色的确良上衣,洗得发黄,肩膀上的补丁针脚细密,是父亲自己缝的。裤子是蓝色的,短了半寸,露出脚踝。没有皮带,用一根布条系着。
脚上是母亲留下的遗物——一双黑布鞋,纳得千层底,早就磨薄了。
李飞站在屋里,低头看着自己这身行头,忽然有点想笑。
上辈子他穿的警服,量体定做,笔挺挺的。这辈子倒好,一身补丁,裤子还短一截。
他把那枚金盾勋章贴身藏好,金属贴着胸口,凉丝丝的。
出门前,他从柜子里翻出一个东西——父亲留下的搪瓷缸子,白的,印着红字:“为人民服务”。他把缸子揣进挎包里,推门出去。
院子里,各家各户正热闹着。
傻柱家的烟囱冒着青烟,一股葱花味儿飘出来。傻柱蹲在门口刷牙,满嘴白沫子,看见李飞出来,愣了一下,把头扭一边去了。
许大茂推着自行车往外走,车后座绑着饭盒,看见李飞这身打扮,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蹬上车就跑了。
贾张氏正往炉子里添煤,看见李飞,嗓门立刻拔高:“哟——这是干啥去啊?把你爸的衣服穿出来了,跟个警察似的,也不怕人笑话!”她故意把“警察”两个字咬得特别重,一边说一边拿眼瞟旁边的秦淮茹。
秦淮茹正在水龙头那儿接水,低着头,没吭声。
李飞没理贾张氏,推起父亲留下的那辆二八大杠,往外走。车是永久牌的,大梁上缠着黑胶布,车铃早就不响了。
出院门的时候,他听见身后贾张氏还在嘀咕:“神气什么呀,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
李飞没回头,蹬上车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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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离四合院不远,骑车十分钟。
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有推着板车卖白菜的,有挑着担子磨剪子磨刀的,有穿着蓝布棉袄匆匆赶路的工人。路边电线杆上贴着大字报,红红绿绿的,风吹得哗哗响。一辆有轨电车“咣当咣当”地开过去,车上挤满了人,车窗里探出几个脑袋,呵出的白气一团一团的。
李飞骑到派出所门口,把车停在院子里。
这是一间灰砖平房,门口挂着白底黑字的牌子:“南锣鼓巷派出所”。门两边贴着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建设!”院子不大,停着两辆自行车,墙根堆着些冬储大白菜,用草帘子盖着。
李飞推门进去。
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屋里生着炉子,铁皮烟囱从窗户伸出去,炉子上坐着把铝壶,水烧得“咕嘟咕嘟”响。三张办公桌拼在一起,桌上是玻璃板,压着照片和奖状。墙上挂着毛主席像,旁边是一面锦旗,写着“人民卫士”。
靠窗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份《人民日报》。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来。
“李飞是吧?”他把眼镜往下拉了拉,打量了李飞几眼,“我是所长老郑,你爹……唉,坐吧。”
李飞在他对面坐下。椅子是木头的,坐上去“吱呀”一声。
老郑把报纸放下,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表格。
“这是顶岗手续,得走个流程。”他把表格推过来,“先填表。姓名、年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都得填清楚。”
李飞接过表格,低头看。
纸张发黄,印着粗糙的铅字,最上面一行是“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人员登记表”。下面密密麻麻的格子,要填的东西比上辈子入职时多得多。
他从挎包里掏出钢笔——这是他从空间里拿出来的,上辈子用的那支。
老郑看了一眼那支笔,眼神有点奇怪:“这钢笔……不赖啊。”
李飞心里一紧,面上没动:“别人送的。”
他低下头,一笔一画地填。
姓名:李飞。
年龄:十八。
家庭成分:城市贫民。
本人成分:学生。
文化程度:高小毕业。(他犹豫了一下,填了原主的学历)
家庭出身:革命干部(父亲是派出所长,勉强算)。
社会关系:母亡故,父亡故,无其他直系亲属。
填到“有无重大历史问题”时,李飞顿了顿,写上“无”。
老郑在旁边看着,忽然说:“你爹要是在,看见你来顶岗,不知道多高兴。”
李飞没抬头,笔尖停了一下。
“他这辈子就操心你。”老郑点了根烟,“嘴上不说,心里头……唉。”
屋里静了一会儿,只有炉子里的煤“噼啪”响。
李飞填完表,递给老郑。
老郑接过来看了看,盖上章,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本本。
“这是工作证,你收好。”他翻开给李飞看,“照片过两天补,先贴着。”
李飞接过工作证,上面写着“北京市公安局”,下面是他名字,盖着大红公章。
上辈子他也有个工作证,是公安部发的,硬壳的,烫金字。
这个简陋多了,纸也糙。
但他攥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
“接下来领装备。”老郑站起来,走到墙角一个铁皮柜前,掏出钥匙打开。
柜子里整整齐齐摆着些东西。
老郑先拿出一个灰布包,递给李飞:“制服。两套夏装,一套冬装。你爹的尺寸你可能穿着大,将就穿,回头找裁缝改改。”
李飞接过布包,沉甸甸的,能感觉到里面布料挺括。
老郑又拿出一个牛皮腰带:“这个新的,你爹那条旧了,我给你换条新的。”
然后是手电筒——铁皮的,又大又沉,能当锤子使。
口哨——铜的,用红绳拴着。
笔记本——巴掌大,封面印着“工作手册”,纸张发黄,一股霉味儿。
最后是一支钢笔,黑色的,英雄牌的。
“这是配发的。”老郑把笔递给李飞,“写报告用。你那支太打眼了,留着自个儿用吧。”
李飞接过那支英雄钢笔,笔帽上有个小磕碰,但笔尖是新的。
他把这些一样一样装进挎包里,沉甸甸地坠着肩膀。
老郑看着他,忽然说:“你知道你爹干了多少年?”
李飞想了想:“九年。”
“九年零三个月。”老郑吸了口烟,“他来的时候,这派出所就他一个人,一间破屋,连辆自行车都没有。现在人多了,有电话了,有炉子了。”
他指着墙根那堆白菜:“那些,是咱们冬天值班的口粮。一斤白菜兑一斤煤,街道上给的。你爹在的时候,每年冬天都腌酸菜,腌一缸,能吃一冬天。”
李飞看着那堆白菜,忽然想起父亲笔记里写的——九年的老警察,什么风浪没见过。
“老王在外头办案子,一会儿回来让他带你熟悉辖区。”老郑掐灭烟,“小周也来,年轻人,你们搭班子。”
正说着,门帘一掀,王保国进来了,身后跟着个瘦高个的年轻人。
“李飞来了?”王保国把手里的东西往桌上一放,是一叠户籍底票,用牛皮纸包着,“正好,这是你们那片儿的,你先看看。”
李飞接过来,打开。
里面是一沓发黄的卡片,每张上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年龄、住址、职业。手写的,有的字迹工整,有的潦草得像鬼画符。
“这是咱们辖区的常住人口。”王保国指了指,“你爹在的时候,一家一户摸过底。你好好看看,心里有个数。”
李飞一张一张翻过去。
傻柱,大名何雨柱,25岁,轧钢厂食堂大厨,住南锣鼓巷95号院。
许大茂,27岁,轧钢厂电影放映员,住同院。
秦淮茹,27岁,轧钢厂工人,住同院,夫亡故。
贾张氏,52岁,无业,住同院,夫亡故。
易中海,50岁,轧钢厂八级工,住同院,院内有威望,常协助调解邻里纠纷。
……
李飞的目光在“易中海”那一行停了一下。
院内有威望,常协助调解邻里纠纷。
父亲笔记里的“一大爷”,就是他。
王保国在旁边继续说:“咱们这片儿,三百多户,一千多口人。有工人,有商贩,有拉排子车的,也有吃劳保的。你爹在的时候,哪家有啥事,他心里都有一本账。你刚来,慢慢学。”
小周在旁边插嘴:“王叔,今天有啥案子没?”
王保国刚要说话,外头一阵脚步声,门帘被猛地掀开,一个老太太冲进来,差点撞翻门口的炭盆。
“王同志!王同志!我家进贼了!”
老太太穿着黑棉袄,头发花白,脸上全是眼泪,一边说一边拍大腿:“我攒了半年的钱啊!五块!还有我老头留下的怀表!都没了!”
王保国赶紧站起来:“大妈您别急,慢慢说……”
李飞坐在那儿,看着老太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手在哆嗦,脸涨得通红。
他想起上辈子见过的那些受害者——也是一样的表情,一样的语气,一样的“没了,都没了”。
五块钱,在后世算不了什么。
但在这个年代,五块钱够一家人过一个月。
李飞站起来,把刚领的工作证揣进兜里,挎包往肩上一甩。
“王叔,走吧。”
王保国看他一眼,点点头,跟老太太说:“大妈,带我们去看看。”
三个人跟着老太太往外走。
走到门口,李飞回头看了一眼那堆白菜、那个铁皮柜、那张父亲坐过的桌子。
炉子上的水开了,壶盖“噗噗”地响。
小周跑回去把炉子封上,又追出来。
门外,雪还在下。
1958年的冬天,李飞的第一个案子,就这么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