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主角分别是【林秀禾】的古代小说《1978年,我在广播里听见命运转身》,由新锐作家“青岚枕月 ”所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悬念和惊喜。本站阅读体验极佳,欢迎大家阅读!本书共计30065字,1978年,我在广播里听见命运转身精选章节,更新日期为2026-09-27 09:05:12。在本网【ks.ayshl.com】上目前已完结。小说详情介绍:镇办火柴盒加工厂的车间是一排红砖平房,窗户开得高,玻璃上糊了一层陈年的浆糊点子,把秋后的太阳滤成浑浊的黄色。车间里弥漫着浆糊的酸味、木片的清苦味和女人们身上雪花膏混着汗的气味。三十几个女工坐在长条木桌两边,一人面前一摞硬纸壳、一盆浆糊、一把巴掌宽的鬃刷,刷刷刷,刷刷刷。有人手快,有人手慢,手快的多拿...

《1978年,我在广播里听见命运转身》免费试读 1978年,我在广播里听见命运转身精选章节
第一章十月里的一声雷消息来的时候,林秀禾正在贴火柴盒。
镇办火柴盒加工厂的车间是一排红砖平房,窗户开得高,玻璃上糊了一层陈年的浆糊点子,
把秋后的太阳滤成浑浊的黄色。
车间里弥漫着浆糊的酸味、木片的清苦味和女人们身上雪花膏混着汗的气味。
三十几个女工坐在长条木桌两边,一人面前一摞硬纸壳、一盆浆糊、一把巴掌宽的鬃刷,
刷刷刷,刷刷刷。有人手快,有人手慢,手快的多拿计件,
手慢的凑个热闹——反正厂里也不靠她们这批临时工撑产值。
林秀禾坐在靠墙那一排的倒数第三个位置。她今年十八岁,在这张板凳上坐了四年,
从十四岁坐到现在。她的手指比别的女工细,骨节分明,
指腹上覆着一层被浆糊反复浸泡又风干后形成的白膜,像涂了一层透明的漆。
她贴火柴盒的速度在全车间排第三——不是最快,最快的是对面的刘师傅,干了十二年,
闭着眼睛都能把浆糊涂匀;也不是第二,第二是刘师傅的徒弟小周。她排第三,不前不后,
刚好是一个让人挑不出毛病也记不住的位置。收音机搁在墙角那张瘸了腿的桌子上,
被木片垫平了,天线断了半截,缠了一圈黑胶布。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时清时浊,
从喇叭里传出来的时候带着嗡嗡的电流底噪,像一个人捂着嘴在隔壁房间里说话。
“……决定恢复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刷子在她手里停了一下。
凡是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
均可自愿报名……”那盆浆糊还冒着热气。她低头看着面前那摞硬纸壳,刷子在手里举着,
浆糊从鬃毛缝隙里一滴一滴地往下淌,落在垫板上。“秀禾你发什么呆?
”对面的小周拿筷子敲了敲浆糊盆边沿,“刷子要干了。”她没回答。“……考试时间,
定于明年七月……”“秀禾?”“听见了。”她重新把刷子摁进浆糊盆里,搅了一圈,
提起来,往下一张纸壳上涂开。涂得很匀,和刚才一样。她垂着眼睛,
睫毛的影子落在手背上,手指的动作没有变,但手指比刚才凉了一点——她能感觉到。
收音机里的新闻播完了,下一个节目是样板戏选段。
李玉和的声音从那个缠着黑胶布的天线里挤出来,唱着“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车间里恢复了平时的嘈杂——嗑瓜子的声音,聊家长里短的声音,
刘师傅催小周快点刷别偷懒的声音。没有人再提刚才那条新闻。高考?那是多大的事。
和她们有什么关系。这里坐着的女工,大部分连小学都没念完,
有的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谁会去高考?林秀禾把一张贴好的火柴盒翻过来,
压平边角。“刘师傅,”她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刚好能盖过旁边的嗑瓜子声,
“刚才广播里说的那个——高考,考试是在什么时候?”刘师傅抬头看了她一眼,想了想。
“明年七月,说是七月。”顿了顿,“你问这个干什么?”“随便问问。
”小周在旁边噗嗤一声笑了。“秀禾你想考大学啊?”旁边几个女工跟着笑了。不是恶意,
是善意,是那种“你这丫头想什么呢”的善意的嘲笑。在她们看来,
考大学这种事和她们隔着十万八千里,比去县城百货大楼买一件的确良衬衫还远。
林秀禾没有解释。她把浆糊盆往旁边挪了挪,继续贴下一张火柴盒。
下班铃响的时候是下午五点。女工们把手里的活计一搁,
纷纷起身拍打着身上的纸屑和浆糊点子往外走。厂门口那一排杨树已经落了大半叶子,
树底下铺着厚厚一层枯黄,踩上去咔嚓咔嚓响。秋天的天黑得早,
太阳还没全沉下去月亮就已经挂在了东边,像一块被洗得发白的布片。林秀禾没有马上回家。
她推着那辆从邻居家借的二八大杠——链条老掉,
轱辘比她的腰还高——沿着厂门口的土路往镇中心走。这条路她走了四年,
闭着眼睛都知道每一个坑的位置。但她今天走得比往常慢,不是因为天冷,
是因为她脑子里一直在转。高考。明年七月。工人可以报名。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又长又细,
她低头看着自己糊满浆糊的双手——这双手从十四岁开始贴火柴盒,贴到现在。四年,
如果把她贴过的火柴盒连起来,大概能绕小半个县城。她考过全校第一,不是一次,
是连着三次。但那是七年前的事了。七年前,小学五年级,
她拿着一张写满对勾的成绩单跑回家,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见继父在屋里跟母亲说:“让弟弟读,他是根。”她没有哭,
把成绩单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第二天去大队报了名,成了一名临时工。她考过全校第一。
全校第一,在这个车间里什么都不是。它只是一张贴在旧课本最后一页的奖状,
被潮气洇糊了字迹,渐渐地和纸壳一个颜色。她推着自行车拐进了镇中心那条街。
街口有一家国营理发店,门口挂着白布帘子,里面亮着昏黄的灯。
旁边的墙上贴着一张用浆糊刷上去的标语,纸已经发黄卷边,
但字还能认出来——“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林秀禾在标语前停了两秒钟,
然后继续往前走。穿过街心的时候,她远远地听见了从县一中方向传来的放学**。
一串自行车**挤在那个方向,叮铃铃叮铃铃,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
她没有往那个方向看。她骑着那辆老掉链的二八车,
后座夹着一捆从厂里带回来的废纸壳——那是刘师傅让她带回去引火的——往家的方向骑去。
暮色四合。她单脚撑在脚蹬上,把自己和自行车一道融进了归家的车流里。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林家住在城关镇边上的一个院子里,三间平房,砖墙瓦顶。
父亲在她十一岁那年害肺病死了,留下母亲和两个孩子。继父进门后不久也在工地上出了事,
家里又只剩下母亲一个人撑着。母亲叫李素兰,在街道缝纫社做缝补活,一个月挣十几块钱,
加上秀禾在火柴盒厂的工资,勉强能糊两张嘴。屋里亮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
昏黄的光把整个屋子照得像一张褪色的老照片。母亲正在灶台边和面,袖口挽到肘弯,
手上沾满了湿面粉。弟弟建国趴在里屋的方桌上写作业,面前摊着翻到破烂的课本,
嘴里咬着铅笔头,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蚊子。“今天广播里放了个消息,
”林秀禾把废纸壳搁在灶台旁边,蹲下来往灶膛里添柴,“明年七月份要高考。工人也能考。
”建国从作业本上抬起头来。他今年十六岁,在县一中读高二。
嘴唇上刚冒出一层淡淡的绒毛,看起来像个还没长好的小大人。他看了姐姐一眼,
手里的铅笔不动了。“妈,”建国把铅笔搁在作业本上,
用一种比他平时跟他妈说话时轻了不止一度的语调说,“我姐要是能考上——”“考什么考。
”李素兰没有抬头,面团在她手里被翻来覆去地揉着,揉得越来越用力,
“你都多大了还考学?你当自己是应届生?你小学毕业就没进过校门了。
再说家里哪来的闲钱供你买书、交报名费?你弟弟明年就高三了,他还指着那点钱交学费呢。
”她把面团往案板上一摔。“先把眼下的日子过好了再说。”建国张了张嘴,
被他妈妈瞪了一眼,又闭上了。林秀禾没有说什么。她把灶膛里的柴添好,
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然后走到里屋,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来。床底下有一只旧木箱。
箱子上挂着一把生了锈的小锁,钥匙藏在枕头底下。她摸出钥匙打开锁,掀开箱盖。
里面码着七年来的旧课本。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建国的课本,从小学到高中,
用完一学期就扔给她。课本的边角卷了,封面上写着建国的名字,
墨迹已经被汗渍和手指蹭得模糊不清。最上面那本小学五年级的课本里,夹着一张奖状。
纸张已经发黄变脆,折痕处裂开了细小的口子,但上面的字还清清楚楚——“林秀禾同学,
获本学期期末考试全年级第一名”。她看着那张奖状,看了很久。“姐,
”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凑了过来,坐在她旁边,声音压得很低,“你想考。”林秀禾没接话。
她低着头,手指沿着课本的边角轻轻摩挲着,把磨毛的纸边捻了又捻。
建国把一只手搭在她肩上。他比姐姐小两岁,但个头已经蹿得比她高半个头了。
他这时候不像个在学校里听老师训话时坐没坐相的高中生,
倒像一个忽然之间被什么事唤醒了的大人。“我去找李勇他哥借去年的复习资料。
他去年本来报名了,后来没去,书应该还在。姐——你别怕,你没钱,我有。
这个月打零工攒了一块五,给你。”林秀禾抬起头,看着他。“不许告诉妈。”她说。
“那当然。”建国咧嘴笑了,露出一排不太整齐的牙齿。
他站起来的时候不小心踢到了椅子腿,疼得龇牙咧嘴,但硬是没出声,单腿蹦着退出了房间。
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屋里安静下来。母亲在那屋翻了个身,
床板发出的声响透过薄薄的隔墙传过来。林秀禾躺在自己那床洗得发白的棉布被子里,
听着窗外杨树叶子被风刮得哗哗响,睁着眼睛看着黑魆魆的房梁。她想了很多事。
她想起十一岁那年把成绩单放进抽屉的那天晚上,
想起第一次走进火柴盒厂车间时浆糊的酸味熏得她直掉眼泪,
想起那些在下班路上骑着自行车经过县一中门口时听见的朗朗读书声,
想起那张被潮气洇糊的奖状上用钢笔写的“林秀禾”三个字。然后她又想起广播里的那句话。
凡符合条件的工人——工人。她也是工人。她不算工人里头拔尖的,可她每天下工,
手指头一摸就知道这批纸壳是哪个厂烧的、这批浆糊是哪个师傅调的。
她知道自己在厂里排第三,知道排第三够不上被人取笑“想多了”的资格。
但她也有资格报名。那个叫“高考”的东西,她也有资格。她翻身对着里墙,
把被子拉上来蒙住脸。在被窝的黑暗和棉花胎陈年的气味里,
她的眼睛亮得不像是一个已经在火柴盒厂坐了四年板凳的女工。
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激动什么——毕竟她连复习大纲都还没见过,连报名表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连母亲那一关都还没过。但她就是激动,像看见远处的天边滚过来一声闷雷。不响,很低,
很沉,但脚下的地面在微微发颤。许久之后,她用极轻极轻的声音对自己说了一句话。
“明年七月。”窗外的风停了。空气像是屏住了呼吸。她放在被面上的那只手,
指腹上还覆着那层被浆糊浸泡出来的白膜,此刻悄无声息地攥紧了一下,然后松开了。
(第一章完)第二章藏在床底下的蜡烛立冬的头一场风刮了一整夜。林秀禾是被冻醒的。
窗户缝里灌进来的风把她额头吹得冰凉,被窝里的热气散了大半。她翻身侧躺,
把被子往肩胛骨上拢了拢,鼻尖冻得有些发酸。窗户纸还是民国三十七年糊的,
已经薄得透光,借着微弱的晨光能看见窗棂上挂了一层薄薄的霜花。天还没亮透。
她躺在床上没动,把昨晚背过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黄河全长五千四百六十四公里,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三级阶梯,辛亥革命爆发于一九一一年。
这些知识点是从建国借来的那本《中学基础知识概要》上抄下来的,
纸是厂里报废的牛皮包装纸裁的,用麻绳穿了个角,系了个扣,揣在棉袄夹层里。纸不厚,
但每一页都密密码码写满了她的小楷。从立冬到现在,她已经在上面又添了半指厚。
建国在隔壁床上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梦话,又没声了。林秀禾掀开被子,
借着窗缝里透进来的那一点点光亮穿上棉袄棉裤。她把脚塞进那双补过三回的棉鞋,鞋底薄,
脚趾头能隔着鞋底触到地上的寒意。摸黑走到灶台前,划了根火柴,
那种硫磺的刺鼻气味和灶膛里残留的松木味道短暂地交锋了一下。灶火亮起来,
锅底还剩昨晚没刮干净的苞米糊糊,结成一层薄薄的壳。她往里倒了两瓢水,
又从米缸里挖了小半碗粗粮面,用筷子搅着。母亲还没起。母亲每天在缝纫社从早忙到晚,
晚上回家还要纳鞋底给街坊邻居做针线活贴补家用,一年到头只有逢年过节才舍得歇一天。
她能睡到天亮是好事。林秀禾搅着苞米糊的时候,左手一直揣在棉袄口袋里没拿出来。
昨晚点着蜡烛背历史的笔记还塞在里面,棉袄没有夹层,口袋就是两块布缝在一起,
纸边时不时硌一下,她便按时醒过来。灶膛里火苗跳了跳。她把纸片从口袋里掏出来,
借着晃动的火光又看了一遍。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是十月十号。
她把纸片塞回口袋,转身往苞米糊里撒了一小撮盐。建国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
他穿着一件膝盖磨得发亮的棉裤从里屋蹭出来,头发横七竖八,眼角还有眼屎。
林秀禾把一碗苞米糊推到他面前。他接过筷子,一边搅一边打了个长长的哈欠。“姐,
你昨晚又看书到几点?”“嘘。小点声。”她往母亲那屋看了一眼,门帘还是放着的。
建国把声音压得比她还低。“蜡烛够不够?我昨天跟李勇他哥说好了,他那边还有几截剩的,
下午拿给你。”“够用到月底。”“月底之后呢?”她没有回答。建国看了她一眼,
忽然发现他姐的嘴唇有点发白,不是冻的,是一种连续熬夜之后才会有的那种缺血的白。
她夹菜的手倒没什么变化,和平时一样利索,
但他注意到她夹完菜把筷子往碗沿上顿一顿的习惯动作慢了一点点,
好像手在碗和嘴之间那段路上需要更多地确认方向。“姐,”他说,“你要是觉得累,
就早点睡一晚上。少看一页不会怎样。”“少看一页就少背一页。”她把筷子搁在碗边,
站起来收碗。他抿了抿嘴。这种语调他太熟了,
从今年十月份那个晚上她说“明年七月”开始,她就不一样了。不是脾气变了,
是整个人变得比从前要紧绷——说话短了,走路快了,吃饭的时候把碗端得离眼睛远了些,
像在腾出视距来阅读空气里并不存在的字。“那你今天上班还去吗。今天礼拜日,
厂里不是休息吗。”“礼拜日哪有休息。火柴盒贴在流水线上,没有礼拜日,
只有赶工和更赶工。”建国没再说话。他低头把苞米糊喝干净,舔了舔碗沿,
然后把碗放进水槽里。林秀禾从火柴盒厂下班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冬天的天黑得快,
五点多太阳就沉到了西边厂房的烟囱后面,余晖把天空染成一层薄薄的橘红,
底下是大片大片的深蓝。车间里的白炽灯比她家那盏十五瓦的灯泡亮得多,
所以每次下班走出来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更暗的世界。
她推着那辆二八大杠刚骑出厂门口没多远,就看见路边蹲着一个人。是建国,
穿着那件袖子短了一截的棉袄,书包抱在胸前,下巴缩在领口里,像个蹲在树底下的鹌鹑。
“你蹲这儿干什么。”她捏了刹车,一只脚撑在地上。建国站起来,把书包往她怀里一塞。
书包很沉,不是课本的重量,是别的东西。“复习大纲。”他说。林秀禾愣了一下。
“你不是说李勇他哥去年没去考吗,他大纲白买了。我本来想借,”他搓了搓冻出来的鼻涕,
“他不肯借。我就花了五毛钱买下来了。反正他没用了,我留着也没用。
”她把书包带子攥在手里,用拇指揉着那根已经搓得起了毛的帆布带子。“你哪来的五毛钱。
”建国没直接回答,只是挠了挠后脑勺。过了一会儿才说:“帮食堂搬了三天煤。没事,
吃饱了搬的。”他把手**裤兜里,肩膀往上一耸,做出一个满不在乎的样子,
“比打篮球轻松。”林秀禾把书包抱在怀里。棉质的书包面上磨出了几个小洞,
边角也用线重新缝过不止一回。她看着建国瘦不拉几的样子——“怎么了?你不要啊?
”建国看着她。“谁说不要。”她把书包挂在车把手上,脚蹬子一踩,车往前滑出去半步,
又停下来。她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一个纸包,塞进他手里。
是中午食堂发的苞米饼,她没吃,用纸裹着揣在怀里捂了大半天。建国打开纸包,愣了愣。
“你中午没吃?”“不饿。”“姐——”“别说了。赶紧回家。外面冷。
”她说完骑上车走了。建国站在杨树下看着她被暮色拉长的背影,把苞米饼往嘴里塞,
一边嚼一边笑,咀嚼的速度赶不上嘴角裂开的速度。复习大纲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牛皮纸封面,右下角印着“教育部学生司编印”几个字。林秀禾把糊纸壳的木桌腾干净,
拧亮了家里唯一那盏十五瓦的灯泡,翻开了第一页。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
五门科目,每门都列了密密麻麻的知识点。
考查代数方程与平面几何基本定理;政治经济部分掌握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商品与货币定义。
林秀禾翻到数学部分,看着“三角函数”“复数运算”“解析几何”这些词汇,
眉头拧在一起。这些词她别说懂,连见都没见过。
建国的课本最多只到二元一次方程和勾股定理,初中水平。她拿起铅笔开始在草纸上抄公式,
把sin、cos、tan、cot一个个抄下来。符号不认得,发音也不知道,
但她把字形描得工工整整。三角函数是对边比斜边,正弦是sin,
把一个角放在直角三角形里,它对应的那条直边跟最长那条边的比值。
她用这个办法把陌生的符号翻译成自己听得懂的话,一遍不懂再描一遍,
把一个又一个圈圈线线画在草纸的格子里。过了两天,林秀禾在车间里被人发现了。
她去食堂打饭回来,刚走到车间门口,就看见小周指着她的书对刘师傅说:“你看,
这不是内玩意儿——高考复习书吗。”旁边两三个女工凑过去把书翻开指指点点,
那本牛皮纸封面的复习大纲正摊开搁在工作台上,风把书页吹得一张一合。
林秀禾走过去把书拿起来合上。“秀禾,你真要考大学啊?”小周问,
语气和几个月前那次在车间里问她“秀禾你想考大学啊”的调门不同,那时候是玩笑,
现在不是。“试试。”“那是你说试试就试试的事儿吗。
”旁边的女工王姐把搪瓷杯往桌上一放,坐下来正对着她。王姐三十六岁,
在工厂干了十五年,是车间里的老资格。“你以为考大学那么容易的?我们这种临时工,
能在厂里混口饭吃就不错了。你去翻翻报名表上那行小字,人家要单位推荐信,你有吗?
”林秀禾没有回答。“就是,”另一个女工赵姐接了话,一边往浆糊盆里搅着鬃刷一边说,
“我隔壁家的侄女,初中念完都没考高中,回街道参加工作了。
秀禾你小学读完就没上初中吧?中间差了那么长,怎么补得上。”“她脑子好使啊。
”“脑子好使有什么用。人家应届生从小学到高中一天书都没落下,你算算你落下多少年。
”“我没落下。”林秀禾把大纲塞回书包里,“我弟弟的课本,从初一到高二,我都看完了。
”王姐和赵姐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个眼神不是恶意,是经验。
是过来人对另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的那种过来人的经验。她们不认识那些课本,
但她们认识现实。她们认识粮票布票,认识每月发工资去供销社换两口布头的路数,
认识一辈子就这样了的滋味。她们不是不相信林秀禾,她们是不相信书本。“你就考吧,
”王姐叹了口气,语气软下来,灌了一口水,“反正到时候考不上,回来照样贴火柴盒。
”这句话比前面所有嘲笑加起来都更沉。不是骂她,不是拦她,是给她一条退路。
一条她已经走了四年的退路。林秀禾没有回嘴。
她把书包挂在工作台旁边的钉子上一句话不说地坐下来,拿起鬃刷。今天这批纸壳是冬储货,
比平时的硬,浆糊上去不容易吃透,要多刷一层。她把浆糊涂匀,把纸壳翻面,压边,
动作行云流水。只是在她低头压边的时候,嘴唇抿得很紧,
抿成一条不仔细看根本注意不到的线。这天晚上,母亲发现了。不是建国告的密,
是母亲自己翻出来的。她在找针线的时候拉开秀禾床那头的抽屉,
看见了那沓裁成巴掌大小、用麻绳穿起来的牛皮纸。上面写了字,密密码码,
有的地方用红笔圈了出来——“黄河”“三角函数”“辛亥革命”。她看不懂数学符号,
但“黄河”两个字她认识,“革命”也认识。她把牛皮纸本子拿起来,翻到第一页。
那上面只有一行字,写在正中央:一九七九年七月。母亲的手抖了一下。不是冷,是用力。
她握着那个本子在抽屉前站了很久,然后原样放回去,关上了抽屉。她没有跟秀禾说。
但她从那晚上起,叫秀禾吃饭的声音比从前更低了一些,
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她自己都未必察觉的退让。冬至前一周,母亲病了。不是大病,
是缝纫社连着赶了一批冬衣订单,她加班加得多了,嗓子先疼,然后是咳嗽,
然后是低烧不退。母亲不肯去看赤脚医生,说几块钱挂号费不值当,躺两天就好。
她躺了三天,烧退了一点,但人还是软塌塌的,脸色蜡黄。这三天里,
林秀禾做了所有母亲平时做的事。早上起来做饭,晚上回来洗衣,抽空把劈柴码好,
把窗户缝用旧布条重新塞严实。她做这些事的时候和在火柴盒厂贴纸壳一样——话少,手快,
不声不响,把事情一件接一件地做完。第三天的晚上,她在灶台边洗碗。水管冻住了,
只能用桶里的水。桶里的水结了一层薄冰,她用瓢敲碎冰面,舀了半瓢水倒进盆里。
手浸进去的时候,骨头缝里都是疼的。但碗还是要洗。建国走过来,站在她旁边。“姐,
”他说,声音很低,“你这个月考勤少了两天。”林秀禾没有回头。“请了假。妈病了,
得有人做饭。”建国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把一个东西放在灶台边上。她低头一看,
是三截蜡烛。“李勇他哥那边最后的存货,”建国说,“他哥说以后没有了,
他们单位发蜡烛是定量的。”林秀禾把手从冰水里抽出来,在围裙上擦了擦,
拿起那三截蜡烛。有一截特别短,还没有她小指长,烛芯歪歪的。剩下两截稍微长一点,
大概能烧两个晚上。“够了。”她说。“够撑到什么时候?”“撑到我背完这本大纲。
”建国看了她一眼,忽然发现她眼睛里和从前不一样的东西还在。
不是十月里那种刚听见广播时的激动,是另一种东西。更暗,更沉,
更像灶膛里的火炭而不是火苗。烧得比从前慢了,但不灭。“姐,你说吧,还要我做什么。
”“习题。你有空帮我问问李勇他哥,有没有去年考过试的人写的习题册。政治的问答题,
我不知道怎么答。”窗外,风吹着杨树光秃秃的枝条打在窗户框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灶火映在她侧脸上,那张脸在火光里显得线条格外分明,不是漂亮的那种分明,
是骨头清楚、黑白分明的那种分明。“姐。”“嗯。”“你一定能考上。
”林秀禾把最后一根筷子放回筷笼里,转过身来看着建国。他站在灶台旁边,
个头已经比她高了,但身子骨还是单薄,棉袄袖口那儿露出一截细瘦的手腕。
“你为什么这么觉得?”她问。建国把手里剩下的碎煤灰往灶膛里拍了拍,仰起下巴,
看着她的眼睛。“因为你刷浆糊都比别人刷得匀。”冬至那天,车间里放半天假。
林秀禾没有休息,她步行去了县一中。县一中在城东,红砖围墙,铁皮校门,
门楣上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她在传达室窗口站了一会儿,里面的老头正在听评书广播。
她把脸凑到窗口的铁栏杆前,说想来打听一下补习班的事。“补习班?
”老头把收音机音量拧小了,“你说那个高考补习班?早就开班了。十月份就开始上课了。
”“现在还能进吗。”“要单位介绍信。还有听课证。听课证得早报名,你十月份怎么不来。
”林秀禾没说话。十月份她还在背黄河。她离开传达室,但没有走出校门。
她从教学楼侧面的楼梯上到二楼,高二的教室在走廊尽头。她站在走廊转角往里看。
透过玻璃窗能看见教室里坐满了学生,课桌上堆着高高的课本和复习资料。
黑板上写满了几何证明和英语单词。先生拿着粉笔站在讲台上,说着什么她隔得太远听不清。
她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窗户看了很久。窗玻璃反光,
把她的影子映在上面——棉袄上粘着厂里弄的白胶痕,袖口磨得发亮。回家的路她走得很慢。
从城东到城关镇,三里地,平常只要四十分钟,那天她走了一个多小时。
她不是想事情想得慢,她是在脑子里把补习班这件事翻来覆去地掂量——没有听课证,
没有介绍信,错过了报名时间。但补习班的学生能学到什么?那些黑板上写着的,
是考纲考点,是出题方向,是应届生天天都在听的东西,她听不到。她要听。她必须听到。
这条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她已经把另一条路也走到尽头了。既然补习班进不去,
那就还是只能靠自己。背,写,抄,
一遍遍翻着那本牛皮大纲对着建国的旧课本一个一个找解释。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母亲正靠在床头喝热水,看见她进门,放下搪瓷缸子。“这么晚,干嘛去了。”“去县一中,
”林秀禾把棉袄脱下来挂在门后的钉子上,“想看看补习班。”母亲沉默了一会儿。
她的手搁在被子上,食指尖缠着一小块旧的橡皮膏——那是缝纫机针扎的,
快一周了还没好利索。“补习班要多少钱。”“不要钱。要听课证和介绍信。我都没有。
”母亲没说话。她把搪瓷缸子端起来又放下,缸子里的水已经不冒热气了。
过了很久她才开口,声音有点哑,但语气很平。“介绍信,厂里能给开吗。
”林秀禾停住解棉裤系带的手,抬起头。母亲没有看她,
目光落在被子上那杯已经不冒热气的水里。“不知道。”“明天去问问。
我缝纫社这边跟谁熟,也打听打听。”她把搪瓷缸子放在床边的矮桌上,缩回被子里。
她躺下去的时候肩胛骨硌在薄褥子上,轻轻皱了一下眉,然后把脸转向里墙。那天晚上,
林秀禾在灶台边点了今天的第三根蜡烛。火苗在灶膛里跳了一下,
把她的影子投在剥落的土墙上,那个影子在墙上被拉得很长很长,一动不动的,
像一幅贴上去的剪纸。细得能看出握笔的姿势。灶膛里偶尔有烧松木的噼啪声。
她弯腰翻了一页,烛焰摇了一下,她又往灶火旁挪了半寸,继续抄那道想了很久的方程。
(第二章完)第三章灯火李勇他哥的复习资料,是三天后拿到的。建国下了晚自习跑去的,
回来的时候怀里揣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牛皮纸档案袋。档案袋的边角磨得发白,
封口上的棉线断了一截,重新系了个死疙瘩。“全在这儿了。”他把档案袋往姐姐床上一倒。
几本复习大纲掉了出来——《一九七八年高考复习大纲》,薄薄的,纸张粗糙,
但每一页都印得清清楚楚,是油印机推出来的。语文、数学、政治、史地,一共四册。
里面还夹着一张被折成四折的旧报纸。林秀禾把报纸展开。那是一份去年的省报,
副刊那一版印着去年高考的作文题。她把那一行字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三遍,
然后把报纸重新折好,夹回大纲里。“你看这个,”建国翻开数学大纲的第一页,
指着上面的内容,“代数。你会吗?”林秀禾把大纲拿过来,从头翻到尾。小学五年级之后,
她再没有上过一天学。这份大纲里的内容,大概有五分之四是她根本没见过的。“不会。
但可以学。”她把四本大纲在床边排成一排,从最薄的语文到最厚的数学。
然后她走到书桌前,把建国的旧课本从木箱里全部搬出来,按照年级分好类,堆在桌上。
“姐,”建国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你每天下班回来就那么点时间,
从小学到高中七年的东西,你学得过来吗?”林秀禾把桌上那盏十五瓦的灯泡拧亮了一点。
灯泡上落了一层灰,光从灰的缝隙里漏出来,落在摊开的旧课本上。“学不过来也要学。
”从那天起,林秀禾的生活变成了一架双轨并行的机器。白天在火柴盒厂贴火柴盒,
刷子上糊,刷子上糊,手底下刷的是纸壳,脑子里在算的是方程。中午吃饭的时候,
女工们端着搪瓷缸蹲在车间门口,嗑瓜子聊谁家儿子娶了谁家闺女。
林秀禾坐在靠墙的角落里,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的课本,一边啃窝头一边看。
窝头是玉米面掺了白面,硬得像石头,她嚼得很慢,眼睛始终没从书页上移开过。
“秀禾你还真打算考学?”小周有一次从旁边走过,探头看了一眼她膝盖上的书,
眼睛瞪得溜圆,“哎哟,数学!我连分数都分不清。”林秀禾没抬头,翻了一页。
“分不清就分不清。我又不替别人考。”小周悻悻地走了。
但消息在车间里传开了——林家那个在厂里贴火柴盒的丫头,想考大学。
第一个来找她的是刘师傅。刘师傅是车间里资格最老的女工,干了十二年,从建厂那天就在。
她走到林秀禾面前,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缸里泡着浓茶,茶锈把缸壁染成了褐色。
她低头看着林秀禾腿上的课本,看了一会儿。“你真要考?”“嗯。”刘师傅喝了一口茶,
茶水从她嘴角漏了一点,她拿袖子擦了擦。“考不上呢?”林秀禾抬起头。
她一直很尊敬刘师傅——刘师傅教过她怎么调浆糊的稀稠,怎么辨认纸壳的好坏,
怎么在冬天把手泡在热水里防止冻疮加重。但这个问题,她不想回答。不是不敢,是不想。
“考不上,明年再考。”刘师傅看了她好一会儿,然后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不是嘲笑,
是那种“你这丫头怎么这么倔”的无奈的哼声。“行,”她把搪瓷缸搁在桌上,“你考,
我帮你。午休你看书,你那份定额我给你贴一半。别跟别人说。”林秀禾张了张嘴,
想说谢谢,但刘师傅已经转身走了。傍晚下班回家,
她推着那辆借来的二八大杠顺着人民路往西走。入了秋,天黑得越来越早。
路灯只有街心才有一两盏,巷子里全靠各家门缝漏出来的灯光来辨认方向。
她家门口那盏路灯坏了两个月了,没人修。她摸黑把自行车靠在墙根,推开门。屋里亮着灯。
母亲坐在缝纫机前就着昏暗的灯泡改一件旧棉袄,缝纫机的踩轮一下一下地响。
建国趴在方桌上写作业,看见她进来,飞快地往她这边看了一眼,然后又低下头去,
假装在认真背书。她洗了手,把从厂里带回来的饭盒搁在灶台上,然后坐在床沿上,
从枕头底下摸出那本数学大纲。建国悄悄转过头,指了指他桌上那盏煤油灯,
用口型说了句“给你点好了”,然后又转回去,把脊背挺得笔直,
挡住母亲可能看过来的视线。煤油灯的火焰只有豆大一点,在玻璃灯罩里轻轻摇晃着,
把课本上的字照得时明时暗。她的眼睛很快就酸了,但她没有停下来。
她用手指头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往下看,看到不懂的地方就做个记号,折个角,
打算等建国有空了问他。她刚折到第二个角,母亲的声音从缝纫机上飘过来了。
“你屋里那盏灯,比平时亮。”林秀禾的手顿了一下。母亲没有回头。
踩缝纫机的节奏也没有变。但她说的话清清楚楚。“建国,把你桌上的煤油灯熄了。费油。
”建国看了一眼姐姐,又看了一眼母亲后背,把煤油灯拧灭了。屋子重新暗下来,
只剩那盏十五瓦灯泡发出的昏黄的光。晚上睡下之后,林秀禾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想,
明天把书带到厂里,趁中午刘师傅帮她贴定额的时候多看几章。
或者去县一中找建国借他们数学老师的教案抄一份。或者——蜡烛。她轻轻坐起来,
披上衣服,趿拉着布鞋走到建国的床边。建国还没睡,在被窝里睁着眼睛看房梁,
听见姐姐走过来,翻了个身。“蜡烛还有吗?”“抽屉里还有半根,上个月停电时买的。
”建国从被窝里探出头来,“姐,你要点蜡烛看书?”“嗯。”“妈会闻见味道。
”“我等她睡着。”建国沉默了片刻,然后从被子里伸出手,把一样东西塞进她手里。
是一截蜡烛头。不是半根,差不多有四分之三。他自己省下来的。
林秀禾接过蜡烛头攥在手心里。蜡很滑,上面还有建国手心的余温。她站在那里没有走,
过了一会儿,她把手放在建国的头发上轻轻按了一下。建国把头缩回被窝里,
声音闷闷地传出来。“姐,你要是考上了,我就是大学生她弟。
